1950年9月7日，我成为了布鲁克林伯特利家庭的一分子。当时，伯特利家庭共有355个成员，来自很多国家，年龄由19到80岁不等，当中有不少是受膏基督徒。

是妈妈教导我事奉“快乐的上帝”的。（提摩太前书1:11）妈妈在我小时候就开始崇拜耶和华了。1939年7月1日，我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的一个带务大会（现称分区大会）受浸，当年我才十岁。那天大约有一百人聚集在一个租来的小会堂里，聆听卢述福弟兄的演讲录音，讲题是“法西斯主义抑或自由”。演讲听到一半时，一帮暴徒冲进会堂，打断了我们的聚会，还把我们赶出城外。我们到了近郊，聚集在一个弟兄的农场里，聆听大会余下的节目。这就是我受浸那天发生的事，这个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。

妈妈努力不懈地教导我认识真理。爸爸虽然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好父亲，但对宗教没有兴趣，也不大在乎我信什么宗教。当时，我和妈妈属于奥马哈会众。妈妈和会众的弟兄姊妹常常鼓励我，这给我很大的帮助。

在学期间，每年暑假我都跟一些同龄的弟兄姊妹一起做假期先驱（现称辅助先驱）。高中快毕业时，我要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当时我十八岁。

这时，有两个年轻的单身弟兄奉派探访我们的地区，他们叫约翰·奇米克勒斯和特德·杰拉斯，是基列学校的第七届毕业生。我得知他们才二十岁出头，十分惊讶。还记得，奇米克勒斯弟兄问我有什么打算。我告诉他，我想全时为上帝服务。他鼓励我说：“这就对了。马上开始吧，全时 服务会为你开路。”这番话大大鼓励了我。这两位弟兄的榜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48年，我高中毕业后，马上开始做先驱。

1950年7月，我和父母来到纽约市的杨基运动场参加国际大会。大会邀请有意去伯特利服务的弟兄姊妹参加一个聚会，我参加了。我也提交了伯特利服务的申请表。

爸爸没有反对我做先驱，也让我住在家里。不过，他觉得我应该给点房租和伙食费。8月初的一天，我出去找工作，离家前看了眼信箱，看到一封来自布鲁克林的信，署名是内森·诺尔。他写道：“你来伯特利服务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准了。我相信你会愿意一辈子留在伯特利。我希望你能在1950年9月7日来纽约布鲁克林哥伦比亚山道124号报到。”

那天爸爸下班回来后，我告诉他我找到工作了。他说：“很好，在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布鲁克林的伯特利，每个月可以拿到10美元。”爸爸一下愣住了。不过他说，既然我选了这份工作，就要努力做好。不久，就在1953年，爸爸在杨基运动场举行的大会受了浸。

我很高兴，我的先驱同伴阿尔弗雷德·努斯腊拉也同时被邀请到伯特利服务，所以我们一起出发。后来他结了婚，和妻子琼恩一起去基列学校，并奉派到黎巴嫩做特派传道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回到美国，继续探访会众。

我首先被派到伯特利的装订部。我装订的第一本书是《宗教对人类有什么贡献？》。大约八个月后，我被调到传道部，部门监督是托马斯·沙利文弟兄。跟他一起工作很愉快。沙利文弟兄在上帝的组织里服务多年，有丰富的属灵智慧，也很有洞悉力，使我受益不浅。

在传道部工作三年后，印刷厂监督麦克斯·拉尔逊弟兄说，诺尔弟兄想见见我。我猜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诺尔弟兄问我有没有打算离开伯特利。他想找个人临时到他的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，问我愿不愿意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表示自己没打算离开伯特利。结果，我有殊荣到他的办公室工作，一做就是二十年。

在伯特利，我曾跟不少弟兄共事，除了沙利文弟兄和诺尔弟兄之外，还有米尔顿·韩素尔、克劳斯·延森、马克斯·拉尔逊、胡戈·里默尔和格兰特·苏特。 *我常常告诉人，我从这些弟兄身上学到的东西十分宝贵，多少钱也买不到。

我跟这些弟兄共事，发现他们都有良好的组织能力。诺尔弟兄孜孜不倦，竭尽全力 推广上帝王国的工作。在他办公室工作的同工都觉得他平易近人。即使我们有时跟他意见不同，也可以放心地跟他说，不必有什么顾虑。

有一次，诺尔弟兄帮助我明白，就算看来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也要认真去做。他告诉我，他做印刷厂监督时，卢述福弟兄有时会打电话给他，说：“诺尔弟兄，你来吃午饭的时候，请带些橡皮来，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”诺尔弟兄说，他一放下电话就会去拿橡皮，把橡皮放进口袋里。到了中午，他就把橡皮送到卢述福弟兄的办公室。这只是件小事，却帮了卢述福弟兄的忙。诺尔弟兄接着对我说：“我需要削尖的铅笔，请你每天早上把削好的铅笔放在我的办公桌上。”有许多年的时间，我都帮诺尔弟兄削铅笔。

诺尔弟兄经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受托做某件事时，要留心，听清楚指示。有一次，他叫我办一件事，并清楚指示我该怎么做，可是我没仔细听，结果出了错，令他十分尴尬。我觉得很内疚，就给他写了封短信，说自己深感愧疚，请他把我调走。当天上午，诺尔弟兄就来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对我说：“罗伯特，我看过你的信了。你犯了错，我也跟你谈过了。我相信你以后会更细心。我们开始工作吧。”诺尔弟兄这么体谅我，我深受感动。

我本来希望一直留在伯特利服务，没打算离开，但后来发生的事令我改变了计划。在伯特利服务八年后，也就是1958年，在杨基运动场和马球场举行的国际大会里，我再次遇到洛琳·布鲁克斯姊妹。我第一次遇到她是1955年，当时她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做先驱。她对全时服务的态度令我十分难忘。她听候耶和华的组织指派，愿意去任何地方服务，这也是我十分欣赏的。洛琳立下目标，要去基列学校受训。1956年，也就是她22岁那年，她参加了基列学校的第27届训练班。毕业后，她被派到巴西做特派传道员。1958年，我开始跟洛琳谈恋爱，同一年她答应嫁给我。我们打算再过一年就结婚，婚后一起做特派传道员。

我把这个计划告诉诺尔弟兄，他建议我等三年再结婚，好继续在伯特利服务。当时， 新婚夫妇想留在伯特利，其中一方必须已在伯特利服务十年以上，另一方在伯特利服务的时间至少也要三年。因此，洛琳同意在我们结婚前先去巴西分部服务两年，然后再来布鲁克林伯特利服务一年。

在那个年代，电话费很贵，也没有电邮。所以在订婚后的头两年，我和洛琳只能靠写信保持联系。我们在1961年9月16日结了婚，并有幸请诺尔弟兄为我们发表婚礼演讲。虽然那三年的等候看似十分漫长，不过，回顾五十多年的美满婚姻，我们觉得等候还是值得的！

1964年，我有荣幸做海外特访监督，到不同国家探访弟兄姊妹。当时，组织不会安排妻子跟丈夫一起从事海外探访工作。1977年组织作了调整，让妻子陪伴丈夫去各地探访。那年，我带着洛琳到好几个国家做探访的工作，同行的还有格兰特·苏特弟兄和他的妻子伊迪丝。我们去了德国、奥地利、希腊、塞浦路斯、土耳其和以色列。这些年来，我总共去过大约70个国家。

1980年，我们去了巴西一个位于赤道的城市，叫贝伦。洛琳做特派传道员的时候，曾在当地服务。我们还去了另一个城市马瑙斯。我在当地的一个运动场发表演讲。聚会期间，我们留意到一群人有点特别。一般巴西人打招呼时，男的会握手，女的会互相亲吻脸颊，可是这群人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呢？

原来，这些弟兄姊妹来自亚马逊雨林深处的一个麻风病人聚居地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避免跟在场的人有身体接触。不过，他们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心，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张张笑脸，正如耶和华所说：“我的仆人必因内心快乐而欢呼”。（以赛亚书65:14）

我和洛琳都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超过六十年了，我们常常回味往昔的岁月。我们听从耶和华的组织派遣，结果得到很多福分，令我们深感满足。现在，我虽然不能像从前那样到世界各地探访，却能做中央长老团的助手，在统筹委员会和传道委员会工作。能出一分绵力支持全球的弟兄团体，实在是很大的殊荣。今天，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年轻弟兄姊妹参与全时服务，感到非常振奋。他们显出以赛亚的精神，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！请差遣我！”（以赛亚书6:8）他们的经历印证了许多年前那位分区监督对我说的话：“马上开始吧，全时服务会为你开路。”